主犯处以极刑怎么办

父亲有案底已经死亡对孩子有影响吗

当然有影响。无论犯罪分子是死是活，他的犯罪行为记录永久保留在公安机关的网络中，对子孙后代造成负面影响。

这个甚至不需要你了解相关知识，你想一下就能想明白：假如说两个人共同犯罪，一个犯罪分子是主犯，罪行严重，被判处极刑，枪毙了；另一个犯罪分子是从犯，罪行很轻，判处缓刑。

那么如果按照“父亲有案底已经死亡就对孩子没有影响”的逻辑，那么重刑犯死了反而不影响孩子，轻犯被释放了反而影响子女？这个逻辑一看就知道不通，完全是无稽之谈。事实上，被判处极刑是“四种情形”之一，子女连第二类B审的工作岗位都不能报考，只能报考第三类C审的工作岗位。其实，只要父母直系亲属有犯罪记录，无论过去多少年，无论犯罪嫌疑人是不是还在世，也不论他们亲子关系怎么样，就算遗腹子从来没见过父亲也是一样的。都会影响子孙后代。

只不过是子孙后代学习怎么样，考不考得上那些优秀严审的工作岗位，轮不轮得到被影响。楼上说的“不能参军、不能考公务员”是错误的，要看具体报考什么岗位，父母直系亲属是不是八种严重刑事犯罪行为，是不是四种情形之一，都不是就没有关系，大部分B审C审的公务员岗位都可以报考，也可以参军（但不能入A类审的）。

共和国第一反腐大案，毛泽东亲批斩刘、张，并要求善待其后代

一、刘青山、张子善二人因调动之事闹内讧，暴露了“机关生产”的秘密 1951年夏季，刘、张二人因调动之事闹内讧，暴露了“机关生产”的秘密，引起警觉。 刘青山、张子善 机关生产，简单说，就是自力更生，保障后勤。

建国之初，满目疮痍，百废待兴，机关生产作为优良传统被张子善、刘青山继承了。

那时候，重振南泥湾精神，重建家园的，远不止他们俩，省委派出的专案组之所以说他们的问题很多很严重，是因为他们为了搞好机关生产保障后勤供应，不惜挪用公款克扣民工。更有甚者，他们贪图个人享受，挥霍浪费，穿衣，要皮的毛的；吃饭，要酒肉具备；乘车，要卧车洗澡，要人搓背等等。 刘青山、张子善为贪图可鄙的不正当的个人享受，为满足其极端腐化的生活需要，竟凭藉职权，不顾国法党纪，不管人民疾苦，盗窃机场建筑款、救灾粮、治河款、干部家属救济粮、地方粮及剥削克扣民工工资、骗取银行贷款等共达171亿6272万元（人民币旧币，以下均系旧币--笔者注）的巨额，藉机关生产名义，进行违法经营，并交送49亿巨款给奸商张文义倒卖钢铁木材，瓦解国营厂矿，任其投机倒把，扰乱金融，使人民资财损失达14亿元之多。 刘青山、张子善等在获取非法暴利、大量贪污后，则任意浪费挥霍，过着可耻的腐化生活。

刘青山吸食毒品竟至成瘾，据他们现在自供，刘、张二人开支及送礼即达3亿多元。为消灭贪污罪证，张子善并亲手一次焚毁单据378张。 二、刘、张问题得以“正式列入议程”，始于天津地委机关干部李克才向省委组织部、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揭发 1951年1月，天津行署一位副专员走进省委大院，向纪检干部检举时任专员的张子善、时任地委书记的刘青山，控告他们俩贪污挪用公款，勾结奸商倒卖军用物资，生活奢靡。

不久，或许还没考虑成熟的河北省委负责人，参加了华北局会议。会上，华北局传达了中共中央《关于实行精兵简政、增产节约、反对贪污、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》，以及毛泽东的重要指示。政治气候显然不利于张子善，而他本人浑然不知，省委突然调走刘青山在他眼里也不是什么不祥之兆。

直到中共河北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对他展开对号入座的批评，时为天津地区代表团团长的张子善才感到麻烦大了。 而刘、张问题得以“正式列入议程”，则始于天津地委机关干部李克才最后向省委组织部、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揭发。11月间，省委向天津地委派出检查组。

11月11日，华北局在京召开了省、市委书记会议，传达中共中央《关于实行精兵简政、增产节约、反对贪污、反对浪费、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》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有关上术问题的指示，学习《人民日报》社论《向贪污行为坚决做斗争》，准备在全区大张旗鼓地开展“三反”运动。 正是这股强劲的东风，推动着河北省委省政府迅速解决刘、张的问题。 1951年11月12日至12月1日，中共河北省委第三次代表会议在省会保定举行。刘青山、张子善的贪污行为，在省委领导下被全部公开揭发出来的，省委建议省政府，立即将主犯刘青山、张子善予以逮捕。

12月4日，河北省委通过了关于开除刘青山、张子善党籍的决定，并经报中共中央华北局批准。省政府于11月29日、12月2日别逮捕刘、张二犯后，又决定组成以省长杨秀峰为主任，以省委组织部长薛迅为副主任的“刘青山、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委员会”，赴天津专区彻查此案。 三、河北省委通知：“根据省党代表会议的提议，兹特决定：所有接受刘青山、张子善贿赂礼物的干部，均应无例外无保留地进行深刻检讨，向党写出申请书，听候党的审查处理。” 12月16日，河北省人民政府将关于刘、张大贪污案的情况，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提出报告。

报告中检查了省政府领导上的官僚主义，并请求予以处分。 在披露刘、张案件的当天，河北省委即给全省各级党组织发出通知：“根据省党代表会议的提议，兹特决定：所有接受刘青山、张子善贿赂礼物的干部，均应无例外无保留地进行深刻检讨，向党写出申请书，听候党的审查处理。” 1952年1月份，河北省直机关和团体两次召反贪污坦白检举大会和反贪污斗争大会，一次6000多人，一次近万人。当场坦白者得到减免其罪，拒不坦白的大贪污分子被当场依法逮捕，予以严惩。

河北省委、省政府在揭发处理刘青山、张子善案件上，态度是坚决的，积极的；措施是果断的，有力的。 四、刘青山、张子善分别被逮捕 1951年11月29日，即河北省委第三次代表会议进行的第9天，下午5时，省公安厅依法将张子善逮捕。张作为天津地区出席省党代会的代表及负责人，正在下榻的保定市西关一家饭店里吃饭。

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一看到公安人员亮出逮捕证，一下子全懵了。” 张子善 逮捕刘、张的命令同时发下时，刘不在国内，而是作为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的正式成员，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友好理事大会去了。参观、访问、联欢，到处受到欢迎和款待，年仅35岁的刘青山，能以一国代表的身份置临这种场合，真是一种莫大的荣耀。

刘青山 代表团乘火车回国。12月2日，列车在天津站停下，两个穿便衣的陌生人，走进代表团的软卧车厢。刘青山一瞥见来人走向自己，立刻警觉到不对头。“刘青山同志，请您下车。

”“不，我要随代表团一块儿进京。”刘青山看上去镇定自信，内心却非常紧张。 来人严肃地盯着他，话音不高，但异常威严坚定：“你必须下车，这是组织的决定。

”刘青山仿佛受雷击一样，一切都明白了。 当晚，刘青山和张子善一起，被分别关押在保定河北省公安机关后面一排灰砖平房里。这地方还在，即现今保定直隶总督衙门旧址最后部。 1951年11月29日，即逮捕张子善那一天，华北局将河北省委的请示讨论后，向党中央、毛主席作了书面报告。

11月30日，毛泽东在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评中指出：“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，已经华北局发现，并着手处理。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，这件事给中央、中央局、分局、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，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，注意发现、揭露和惩处，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。” 1951年12月4日，由中共河北省委员会通过、并经中共中央华北局批准的关于开除刘青山、张子善党籍的决议。

决议中称： 刘青山，前任天津地方委员会书记，河北省安国县人，雇工出身，现年35岁，1931年入党。张子善，现任天津地方委员会书记，前天津专区专员，河北省深县人，学生出身，现年37岁，1933年入。

乾隆最大的过错

乾隆皇帝自称“十全老人”，一生文治武功，雄才大略，纵横捭阖，叱咤风云，的确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过巨大贡献;可是“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”，他也有很多错误与罪过。那么，乾隆一生最大的过错是什么?那就是在意识形态上大肆毁灭篡改汉人古籍、对天下士子兴“文字狱”疯狂杀戮禁锢。

有人认为，他的罪行还要超过焚书坑儒的大“暴君”秦始皇呢!甚至还有人说他是“千古第一罪人”，这可能有些夸张。

为什么呢?我们下面继续分析。 乾隆皇帝，即清高宗，满族名爱新觉罗·弘历(1711-1799年，1735-1795年在位)，生于北京雍亲王府(雍和宫)，清朝第6位皇帝，入关之后的第4位皇帝，雍正之子，嘉庆之父。自幼聪明可爱，5岁就学，过目成诵，深得祖父康熙喜爱。初封和硕宝亲王，25岁登基，在位60年，禅位后又任3年另4个月太上皇，实际行使国家最高权力长达63年另4个月，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掌国家最高权力时间最长的皇帝(也是世界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)，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(88岁，米寿)，逝世于紫禁城养心殿，葬于清东陵之裕陵(今河北遵化境内)。

乾隆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位赫赫有名的皇帝，他在康熙、雍正两朝文治武功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，社会经济和物质有了进一步发展。清朝达到了康雍乾盛世以来的最高峰，汉学在此期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。全国人口达到3亿1300万，这也是历史最高值。

乾隆早期勤政，整饬吏治，加强朝政，重用人才;重视社会稳定，缓和阶级矛盾，关心受灾百姓，在位期间5次普免天下钱粮，3次免除八省漕粮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;并且重视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，起到了保护农业生产的作用，使得清朝的国库日益充实。 乾隆武功繁盛，在平定边疆地区叛乱方面做出了巨大成绩(平定大小和卓叛乱、消灭准噶尔汗国、平定大小金川、抗击廓尔喀、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、缅甸之役、安南之役，及土尔扈特部东归)，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拓广了领土，并且完善了对西藏的统治，占领了新疆，正式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，始置伊犁将军，清朝及中国的版图由此达到最大化。 乾隆在位期间，民间艺术有很大的发展，如京剧就形成于这个时期(即1790年乾隆八十大寿，四大徽班进京)。

但是乾隆在位后期生活奢靡，好大喜功，大兴土木，吏治有所败坏，贪污横行，全国多地爆发起义;并且闭关锁国政策也达到了最高峰，拉大了和西方的差距，推迟了现代化的进程，使清朝统治出现了危机;文字狱之风比康熙、雍正时期更加严酷;大肆损毁和篡改典籍，有人说其危害程度超过“焚书坑儒”，称他是货真价实的“千古第一玩人”、“千古第一罪人”、“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专制者”。 你说乾隆嘛，一方面大力发展汉学，搞“博学鸿词科”，还主持编修了《四库全书》、《文献通考》、《大清会典》等大型文化典籍(《四库全书》历时9年成书，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庞大的百科全书)，完成了《明史》的编撰，学术考古界出现“乾嘉学派”;但另一方面在具体编纂过程中实行狭隘的文化方针，销毁了很多历代优秀典籍名着(一个统计是存书3457部，79070卷;却禁毁6766部，93556卷)，并大肆篡改乱搞，也是一次文化浩劫。对此，鲁迅先生在《病后杂谈之余》中批判道：“那时的`禁书，我想他都未必看见。

现在不说别的，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着作的手段，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。全毁、抽毁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，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。乾隆朝的纂修《四库全书》，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，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，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;不但藏之内廷，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，使天下士子阅读，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，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。……我以为这之后，则清人纂修《四库全书》而古书亡，因为他们变乱旧式，删改原文……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，是辫子。

这辫子，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，这才种定了的，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，大家早忘却了血史。”洋洋大作完成后只是藏于深宫、束之高阁，对于文化普及并没有起什么作用;相反在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上还制造了曲折、失误，有延缓至少是停滞。 在文化政策上，乾隆把“文字狱”发挥到了极致，比及大明，乾隆间的文化高压也是历史性倒退。在整个大清朝160余起文字狱案中，光乾隆时就有130余起，占全部案件的80%。

乾隆时的文字狱主犯都被处以极刑，亲属男15岁以上斩，15岁以下及女性为奴。浙江仁和县人卓长龄亦因诗中有“可知草莽偷垂泪，尽是诗书未死心”等句，被乾隆判为逆诗，卓被开棺戮尸，其孙被斩立决。乾隆二十一年，天灾人祸、民不聊生，常熟人朱思藻写《吊时语》抨击贪官，被乾隆认为“侮圣非法，实乃莠民”，不但朱被杀，凡看过《吊时语》而未告发的也被严惩。翰林院学士胡中藻因其作《诗抄》中有“一世无日月”、“一把心肠论浊清”等句，被乾隆认为是“悖逆诋讪怨望之词”，指斥胡诗“加浊字放在国号(清)之前，是何心肝?”胡诗中“穆王车驾走不停”之句，也被乾隆认为是讽刺他南巡，结果不言而喻。

如此等等，真是罄竹难书。梁启超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说：“文字狱频兴，学者渐惴惴不自保，凡学术之触时讳者，不敢相讲习。”鲁迅也说：“为了文字狱，使士子不敢治史，尤不敢言近代事。

” 在文化独裁恐怖镇压之下，中国的知识分子终日战战兢兢，怎么可能解放思想，探索社会革新，寻找新的发展出路?没有思想创新，国家又怎么可能走向新的方向?也难怪说乾隆之罪尤甚秦始皇，颇有道理。

明朝天启年初，皇上为什么要颁布禁海令？

从《明实录》提供的史料看，明朝实施海禁措施是多方面的。首先是朝廷一再昭告滨海居民”不得私出海“。

”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“，让海禁政策在沿海家喻户晓。

同时还在律法中明确规定出海违禁物。当时出口的主要货物如绢、丝、缎、铁器、铜钱等都被列入其中，不许私运下海。有违禁者查出后，不仅船、货一起没收，主犯还要被处以极刑，全家发配充军，从犯也要被体罚。即使这样，明朝还惟恐禁海不力，于是下令“禁革双桅大船”。

即民间不得擅造能出远海的双桅以上的尖底大船，原有的违式船都要改为平底船。 事实上，朱元璋在位期间，有关海禁的诏令每过一二年就重申一遍。洪武四年（1371年）十二月，朱元璋命靖海侯吴祯籍方国珍所部温、台、庆元三府军士及兰秀山无田粮之民隶各卫为军时，就宣布“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”（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七零）。

洪武十四年（1381年）十月又宣布“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”（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一三九）。洪武二十三年（1390年）十月，因两广、浙江、福建人民以金银、铜钱、缎匹、兵器等交通外番，私易货物，再次诏户部“申严交通外番之禁”（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二零五）。洪武二十七年（1394年），由于沿海走私活动频繁，朱元璋又下令：“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，必置之重法。

凡番香番货，皆不许贩鬻。其见有者，限以三月销尽”（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二三一）。洪武三十年（1397年），他再次“禁申人民，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”（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二五一）。

关于禁海原因，他只是说：“朕以海道可通外邦，故尝禁其往来”（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七零）。 当然，由于沿海一带人多地少，许多居民还是私自出海贸易，明廷就进行残酷镇压。如嘉靖十三年（1534年）前后到达松门、海洋等处的私人贸易船有50多艘。这些船上的海商，均被当作盗贼被捕，其中绝大多数被拷毙狱中，未死者也全发配充军。

明朝禁海只针对民间而不针对朝廷，真可谓是“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”！这样就造成了中国无法和外国持续、全面的交往！明朝对船舶的控制使得私人下海只能到达日本、东南亚一带，无法环绕全球，而西方的地理大发现均是由私人下海发现的，这不能不说是朱元璋祸及子孙的禁海政策使然！ 郑和下西洋固然是一项壮举，但这直接受限于朝廷的政策。政策一变，中国的海权就消失了。而私人公司则不然，只要有利益，他们是不会罢手的！如英国、荷兰的东印度公司，他们为本国带来了多大的殖民利益啊！而且，就是郑和下西洋也大大刺激了国内手工业的生产，如织造业，窑厂等，如果这由私人下海持续刺激下去，中国恐怕早在明朝后期就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了，谁都知道在资本主义早期手工业起了多么巨大的作用！ 综上所述，导致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源在于朱元璋的禁海政策，说他是导致中国落后的罪人一点都不为过！后来的清朝只是延续了明朝的政策罢了，毕竟满人没什么文化，只知道因循旧制。而朱元璋禁海，除了倭寇因素外，还是他自己的小农思想作祟，他只希望臣民安分种田，不要做其他事。

请问您知道“种树者必培其根，种德者必养其心心。”是谁说的吗？？？

种树者必培其根，种德者必养其心。 明·王守仁《传习录》上 比喻修养品德必须培养好心性。

---王守仁 名人姓名：王守仁 性 别： 男 出生年代：1472-1529 名人职称：哲学家、教育家 名人国家：中国（明朝） 相关介绍： 王守仁(1472—1529)字安伯，号阳明，世称阳明先生，生于余姚。

父王华，在明成化十七年辛丑(1481年)中了状元，王守仁就随父移居绍兴还到过北京。 原名云，后更名守仁，字伯安，因曾筑室绍兴阳明洞，因别号阳明子，世称阳明先生。死后三十九年，诏赠新建侯，谥文成，故后人又称王文成公。明余姚（今属浙江）人。

生平事迹明宪宗成化年间，生于绍兴府余姚县（今浙江余姚）。父王华，王华在明朝成化十七年辛丑（1481）中了状元，王守仁就随父移居北平（北京）。 《明史》载， 王守仁出生时取名为王云，但五岁不能说话。

一位高僧告诉王华，要他给儿子改名为王守仁。王华照做了，王守仁这才说话。王华对儿子家教极严，王守仁少年时学文习武，十分刻苦，但非常喜欢下棋，往往为此耽误功课。

其父虽屡次责备，总不稍改，一气之下，就把象棋投落河中。王守仁心受震动，顿时感悟，当即写了一首诗寄托自己的志向： 象棋终日乐悠悠，苦被严亲一旦丢。 兵卒坠河皆不救，将军溺水一齐休。

马行千里随波去，象入三川逐浪游。 炮响一声天地震，忽然惊起卧龙愁。 王守仁自幼聪明，非常好学，但不只限于四书五经，而且也很喜欢其他书籍。思想也比较怪癖，一直很多私塾先生都不能理解他。

有一首他做的打油诗很能说明他的这种思想： 山近月远觉月小，便道此山大于月。 若人有眼大如天，当见山高月更阔。 据考证，作者王守仁，时年十二岁，这首诗叫《蔽月山房》，是王守仁第一首流传千古的诗作。 王守仁故居(20张)他以诸葛亮自喻，决心要作一番事业。

此后刻苦学习，学业大进。骑、射、兵法，日趋精通。明弘治十二年（1499）考取进士，授兵部主事。当时，朝廷上下都知道他是博学之士，但提督军务的太监张忠认为王守仁以文士授兵部主事，便蔑视守仁。

一次竟强令守仁当众射箭，想以此出丑。守仁再三推辞，张忠不允。守仁只得提起弓箭，拉弯弓，刷刷刷三箭，三发全中红心，全军欢呼，令张忠十分尴尬。

王守仁做了三年兵部主事，因反对宦官刘瑾，于明正德元年（1506）被廷杖四十，谪贬贵州龙场（修文县治）驿丞。前往龙场途中历经波折，成功逃脱锦衣卫追杀，最后在龙场悟道。刘瑾被诛后，任庐陵县知事，累进南太仆寺少卿。

其时，王琼任兵部尚书，以为守仁有不世之才，荐举朝廷。正德十一年（1516）擢右佥都御史，继任南赣巡抚。他上马治军，下马治民，文官掌兵符，集文武谋略于一身，作事智敏，用兵神速。以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“宸濠之乱”拜南京兵部尚书，封“新建伯”。

后因功高遭忌，辞官回乡讲学，在绍兴、余姚一带创建书院，宣讲“王学”。嘉靖六年（1527）复被派总督两广军事，后因肺病加疾，上疏乞归，1528年十一月二十九日（1529年1月9日）于肺炎病逝于江西南安舟中。政治主张明赏罚主张明“赏罚”以提高统治效力，行德治礼教以预防“犯罪”他认为：赏罚乃“国之大典”，应当受到充分重视和正确地加以使用。

而当时“盗贼”日益增多，是由于“招抚”太滥，“招抚”太滥是由于兵力不足，而兵力不足是由于没有很好地实行赏罚，以至于“进而效死，无爵赏之劝；退而奔逃，无诛戮之及”。象这样法令不明，赏罚不信，即使有百万的兵力，也是没有用处的。他还主张“赏不逾时，罚不后事”，认为过时的奖赏，等于没有奖赏，过时的惩罚，等于没有惩罚，都起不到劝善惩恶的作用。这些主张的目的，集中到一点，就是要提高统治效率，以“破山中贼”。

他还主张行德治教化以缓和阶级矛盾，减少犯上作乱。他说：“民穷必有盗贼”，认为老百姓已经贫困不堪，还要没有休止地征敛，就等于驱使他们去作盗贼。因而有必要“罢冗员之俸，损不急之赏，止无名之征，节用省费”，对灾民实行“赈济”、“免租”，使他们“不致转徙自弃而为盗”。

所以，他反对“蔑道德而专法令”，主张在镇压人民起义之后，立即“建立学校，以移易风俗”，以求得久安长治。他教导下级官吏说，作县官的如果能竭尽自己的心力和聪明才智，诚心“爱民”，贯彻“抚缉教养”的方针，即使。